弘治年间，阁臣无论以何种职务入直文渊阁，最后都能获得殿阁大学士的头衔，并逐渐形成了各级官员先加殿阁大学士头衔再入阁的情况。        这个开头一开之后，如果不能以殿阁大学士衔如何官职散阶，则是会被百官视为异常。        这个头在当时看来没有什么，但由内阁阁臣的权力和职责却走向了巅峰，最后在弘治八年更是出现了阁臣人选也要廷推的现象。        廷推，这是明代选任大臣的主要方式，在弘治八年之前，廷推并不适用于阁臣。        这件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内阁缺员，所以明孝宗朱佑樘下令仿照廷推其他大臣的方式来廷推阁臣，于是吏部会同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和科道官推举了六名大臣，最终皇帝选中了李东阳和谢迁二人入阁。        由于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、科道共同推举，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著的大臣，所以明代的士大夫十分看重廷推，认为只有经过廷推得到的职务才是合理合法的。        曾经由皇帝直接指派阁臣的特简方式在他们看来都是弊端，没有一点优点。        因此自从弘治八年的这个头开了以后，由皇帝中旨任命或由内阁推用都会导致很多的议论，往往受皇帝特简指派的官员都不去上任，很多人以不由吏部而经皇帝指派才得到职务感到耻辱。        长久下来以后，皇帝也就丧失了直接指派阁臣而被百官信任的权力，被直接指派的官员往往都会被同僚歧视排挤，皇帝直接失去了一张可以直接打的牌。        尽管这样的内阁制度避免了独裁之臣出现的几率，选任制度相对来说比较公开，但皇权却没有之前那么大了。        加上廷推的存在需要拉票，因此这样的制度逐渐演变成朋党的倾轧的摇篮        阁臣想握权，一方面得交结内监，另方面则又要倾轧同列的大学士，遂演成朋党之祸。        如严嵩任首辅，威权极崇，但却为阁僚徐阶所倾倒。        张居正任首辅，也因内结司礼监冯保方能遂意，结成朋党，方可行使权力，但在革弊振衰时，仍不免受言官攻击，被指责为揽权专断的权臣，甚至祸发身后，被夺爵抄家。        明代朋党倾轧激烈，实与内阁制度名实不符的矛盾看密切关系，让阁臣不得不成为一个善舞长袖的人游走各党派之间。        这样的制度很难选上有能力的人，像孙传庭、金铉这样的人，如果不是朱由检大力支持，估计一辈子都很难坐上阁臣之位，因此朱慈燃对内阁的改制就是职权分明。        自九月初一开始，内阁与六部被剥分，内阁大学士被永定为七人，分别是中极殿大学士洪承畴、文渊阁大学士金铉、武英殿大学士孙传庭、建极殿大学士李长庚、东阁大学士周延儒、文楼大学士温体仁、武楼大学士杨文岳。        六部尚书被重新任命为吏部尚书范景文、礼部尚书徐霞客、兵部尚书卢象升、户部尚书沈廷扬、刑部尚书陈奇瑜、工部尚书孙元化。        也就是说，六部和内阁剥离开来，另外传统的廷推制度也被改变。        七位阁臣虽然还是由官员们廷推选拔，但决定权在皇帝，并且官员们只能廷推阁臣，首辅则是由皇帝委任。        另外，内阁分为五年考核一次，能者上，弱者下。        在职级上，内阁节制六部，同时总揽国家政务。        内阁有权任命六部尚书以下，都察院以外的大部分官员，负责制定和执行国家对内、对外的一切重大方针与政策。        同时，内阁向皇帝负责，定期向皇帝报告工作，接受六部、都察院和皇帝的监督。        如果都察院检举内阁，并且皇帝通过，那内阁停权留职，必须接受三司检查。        总体来说，朱慈燃的新制度下，内阁做的事情还是差不多，但他们不再兼任六部尚书，这就让皇帝原本需要对付六部尚书加阁臣的局面，变成了阁臣、六部尚书。        三角关系在政治上是十分稳定的，而朱慈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，就是因为他想让宦官势力退出舞台，重新恢复到明初的政治格局。        同样是三角关系，皇帝、六部、内阁的关系，可比皇帝、文官、宦官要好太多了。        可见，朱慈燃对于太监干政是很不喜欢的，毕竟他走过民间，听说过万历年间太监干政导致的混乱局面。        不过，这样的改变，就让内阁的局面更为尴尬了。        在新的制度下，内阁虽然可以行使的是皇帝的权力。        但要是皇帝个个都是朱元璋、朱棣、朱由检、朱慈燃这样的工作狂，那内阁就基本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