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为照大唐律令，除了造反、杀人等大恶重罪不赦外，这些侠以武犯禁过程中，所产生的罪责可投边赎免。        另一方面，朝廷又在选拔良家子的武举之外；以定期的天下第一武道大会；用体制的资源和名位、权力，羁縻和吸收这些江湖游侠当中，比较强力的存在；而让他们变成维持统治秩序的力量之一。        但也因为从小习武，并参加各种衍生的竞技活动，可以成为社会各个阶层，相对一致的出路所在；就算未能入选朝廷体制，但只要稍微闯出点名声，依旧可以投献与诸侯门下，或是被藩属所招揽，        而在此期间，因为私人恩怨的争斗或是无心失手伤人，也可以主动投边自赎。因此，哪怕长时间保持民间尚武的状态下，地方的治安情况却并未有所恶化，反而维持了相对微妙平衡和良性循环。        就像是江畋本身，也是这种国家体制下的直接受益者；因为从理论上说，他能够得到敕命的两重官身，同样也是以“别有卓异之才”，而被朝廷和天子以临机特命的惯例，破格辟举的结果。        也因为这两重官身，江也可以在沿途各处的官办馆驿当中，按照品阶享受相应的方便和福利。事实上经过长期太平盛世的发展，这些商路干道上的馆驿场所，可以类比一个功能齐备综合服务区。        里面从旅舍、商栈、货仓、车马行、酒肆和饭铺，再到澡堂、集市一应俱全；甚至还有提供听曲作乐的娱乐人员，乃至是特殊的风俗服务。通过这些附属收益，馆驿不但反哺公用还有利润上缴。        因此，作为其中的主事/管理者虽然身份末微，也是地方上不大不小的肥缺。而作为往来的官员，固然可以免费使用其中的房舍和刍料；但是想要获得其他附加项目和增值服务，就要另外收费了。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只要肯掏钱补贴的话，住在里头可以过的相当舒服；基本上没有多少旅途风尘的困顿之苦。再加上官身和品级具备的优先权，与那些普通人分割开来，就连偷鸡摸狗的治安问题都极少发生。        在此期间，倒不是没有好几位，正巧同在馆驿的过路官员，试图与江畋攀交论故，或是邀请以诗会友的小宴什么的。不过都被他婉拒了；毕竟，他前往东都可不是真去做官，或是谋求仕途上进的。        尽管如此，通过慊从张武升的活动，还是可以从那些馆驿吏员，以及官属随员口中，获得一些零零散散的沿途杂见逸闻。比如，某地山林里频繁出现猛兽伤人，哪个县治乡里的牛羊生出了怪胎……        当然了，江畋未尝没有想过籍此有感而发，在沿途题留下一些传世经典。然而，在第二天正午过潼关的时候，他刚想“做”一首《山坡羊.潼关怀古》，结果就看见了刻在巨石上的“兴亡百姓苦”。        好吧，显然这位穿越者前辈已经堵死了，所有后世人可以作为文抄公，扬名立万的绝大多数机会了。按照官方和民间的各种轶事传说，这位梁公后半生俨然成为了一代，远迈古今的超级高产诗人。        相比之下，七步成诗的曹子建简直弱爆了。因为这位梁公（穿越者前辈）无论是在上朝理政、会宴作乐、游览天下，还是在衣食起居、出恭入敬，都能随时随地的冒出，种类极其庞杂的传世经典。        以至于他的日常生活里，需要配备一个数十人组成，全天候轮班随侍的起居注班子；不然的话就很有可能错失了，来自梁公有感而发的经典佳作了。因为在他睁开眼睛那一刻，就很可能有诗作了。        所以，后来有好事者专门编了一部《梁公语录》，又重编了《梁氏文汇》，内里记载的诗文和短篇，合计竟然达到了数十册之多，数以万计的篇幅。尽管如此，世间依旧还在流传着另一种传说。        就是梁公在晚年辞别中土，前往外域就国大夏，以为养老之前；也将数十年克难定乱、征战四方、持国主政的经验心得，编写成为了不同门类七卷《梁书》，连同一些早年收获埋藏在两京各处。        只待有缘人发现，自然就可以获得其中安邦定国，经世济民的各种学问和知识，以及作为附带奖赏的诸多珍宝收藏。因此，也被世人成为梁公宝藏、梁氏秘藏，而引得后世许多人没少探究和挖掘。        只是长年累月下来，关于梁公宝藏的传言和消息，固然是真真假假的层出不穷；然而，真正有所发现的线索，却几乎是略等于无。反倒是大大催生和促进了，两京附近的考古/盗墓行业的蓬勃发展。        事实上，就连梁氏后人也有些烦不胜烦；最后公开宣称梁公宝藏确有其事，但是需要莫大的机缘和幸运。因此，凡事能获得梁公宝藏其一者，可以籍此中的信物，得到一门三家的最大礼遇和优待。        这才慢慢平息了纷纷扰扰的事态，而成为了诸多两京都市传说当中，令人津津乐道的奇谈话题之一。当然了，如果日后有时间和机会的话，江畋也不介意探究一二，这位穿越者前辈留下来的遗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