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丢在了一旁，等待解缙等人的调查。        这是建文朝第一次牵连性调查，涉案官多达六十余，就连应天府府尹正三品的官员也牵涉其中，朝廷一些御史、给事中、员外郎、主事等官位虽低，实权却大的官员更有十六人之多，还有一些五军都督府的将领参与其中。        经过半个月的调查，解缙与刑部得出了一个结论：        曹国公府结交官员、将领，自成一派，意图不轨。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，一直没有动静的都察院似乎突然消息灵通起来，一封接一封的弹劾奏章递了上去，甚至一些御史开始追究起李增枝太祖热孝期间逛妓院的事，李景隆、李增枝在广东贪污、勾连商人的事也被扒了出来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听闻之后大怒，下令革去李景隆左军都督府府事、李增枝左军都督之职，同时将李增枝逮捕入狱，并下旨禁足李景隆，待事情查明之后再作处置。        一时之间，朝廷内外震撼不已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登基不到两年，就对国公动手了，而且还是霹雳手段，毫不留情。        刑部官员与安全局官员对于李增枝没什么好感，但奈何李景隆毕竟是曹国公，能量依旧还在，虽被禁足家中，但朝廷中依旧有些人为其开脱，尤其是军队一脉，上书求情者众，其中就有都指挥杨松、顾成等人，甚至到后来，江阴侯吴高、安陆侯吴杰也上奏折请求宽恕李景隆与李增枝。        这些武勋之所以如此，并非是因为李景隆本身，而是因为李文忠，因为他们亏欠李文忠，敬佩李文忠。洪武十三年，朱元璋以擅权枉法和谋叛的罪名，处死了丞相胡惟庸，并有意扩大案情，以致牵连被系的多达万人。        而当时李文忠接管大都督府只一年，面对如此腥风血雨，朝廷人人自危，不敢多言，只有李文忠先后三次上奏折，力劝朱元璋莫要大肆杀戮官员。        前两次上奏，朱元璋压了下来，没作理会。但第三次上奏时，李文忠真正触怒了朱元璋，在奏折中，写上了“叛臣贼子，定诛无宥，惟锻炼攀诬，滥杀无辜，人不自安，伤国元气”的话。        朱元璋指着李文忠大骂：“小子胆大包天，一派胡言乱语。朕斩绝叛逆，与你何干？”        李文忠毫不畏惧，朗声答道：“皇上杀尽功臣宿将，一旦边疆有警，或内有叛乱，那时谁来为国效力疆场？愿皇上三思。”        朱元璋勃然大怒，决定将李文忠一并给杀了，若不是后来马皇后跪地哀求，李文忠的脑袋早就搬家了。        虽然李文忠的劝诫并没有止住朱元璋的屠刀，但当时的官员与将领，无疑看到了李文忠的“保全”之勇、之信、之义，对其敬佩由衷而生。        后来李文忠虽死，但他留下的精神财产依旧存在，庇护着曹国公府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看到了这股庇护的力量，也明白了历史上“自己”为何会信赖李景隆，他站在统帅的位置上，是有着军队背景的。        只不过武勋的冒死求情与文官的落井下石比起来，显然是不够看的。        御史们很有效率，将李增枝的罪行罗列出十六条之多，并给了一个简单易行的总结：        按律当斩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看着刑部与内阁递送上来的文书，也有些挠头，自己的初衷只是惩戒下曹国公府，警告下其他人，莫要勾结官员，结党营私，可不成想，事情到现在俨然超出了自己的预料。        处不处死李增枝，在朱允炆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，毕竟要死的不是李景隆。        只不过在这个事件中，文官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团结，御史的紧密配合，对话语权的操纵，让朱允炆有些不安。        “命东厂接管调查，查探李增枝罪行是否属实。”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并没有被文官牵着鼻子走，而是将案件压了下去，将办案权转移到了东厂。        在此事之外，礼部与安南使臣的交锋也告以结束。        在朝会之上，安南使臣提出割让部分土地，以求明廷原谅冒犯之罪，并表示会将俘虏百姓送归大明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并不认可这个结果，但考虑到内阁支持，加之今年朝廷开支过大，事务过多，不宜远征安南，便下旨道：“安南割地不足以偿祸乱之害，命安南偿还一千万两，以作赔偿之用。”        安南使臣错愕不已，一千万两可不是一个小数字，安南国狭，银矿又少，哪里能拿得出如此之多银两。        “此事臣不敢擅专，当归问主上，再回禀天朝。”        安南使臣不甘地回道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冷冷地看着使臣，道：“转知胡季犛，若他胆敢欺罔大明，朕将兵发百万，马踏安南！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