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元吉心动了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也清楚，常百业开出了一个户部与朝廷难以拒绝的条件。        眼下大明货币政策是银钞共存，即铜钱、白银与宝钞一起流通，问题就出现在这里，宝钞虽然推行于市，一些商人与百姓也认可宝钞，但在众多的交易中，宝钞的占比并不高。        户部曾做过调查与统算，京师百姓与商人交易中，宝钞流转较快，占比较高，也才达到四成，尚未达到一半、而越是偏离京师，这个比例就越低，苏杭一带尚好，可以达三成，但像徽州府、凤阳府、福建、广东等地，宝钞力行，然其占比始终偏低，多低于两成，在一些乡野之地，甚至都看不到宝钞的影子。        哪怕朝廷与县府不断推动，有些百姓依旧信奉的是铜钱与白银，对于新式宝钞的认识依旧有些薄弱，加上洪武宝钞大幅贬值、昏钞不用等问题带来的阴影，整个民间依旧倾向于使用铜钱、白银进行交易。        虽然朱允炆知道许多铜矿与银矿分布，开挖出了大量铜与白银，但因为商业活动日益频繁，加之一条鞭法以白银、宝钞为主的政策，导致白银一度紧俏，出现了市面上白银不足的问题，白银、铜钱与宝钞的兑换比例再度波动，白银走高。        尤其是旱灾、涝灾，更需要大量的钱财去购置货物，支持重建，朝廷拿着宝钞，灾民不接受，地方商人也不接受，强迫也不合适，只能先用银铜，这些都加剧了户部银铜锐减。        洪武年间，禁铜银流通，但在宝钞出现问题之后就失去了作用。这也表明，朝廷政令是干不过经济规律的，想要长期保持白银、铜钱与宝钞兑换比例相对平衡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控制白银与铜钱在市场上的流通占比，并逐渐实现宝钞为主的局面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记得，很多史学家在评论明朝灭亡时，总会涉及其中一个因素：        朝廷没钱了。        财政赤字过大，入不敷出，拿不出来钱发工资，只能横征暴敛，最终如何如何……        可问题是，很多人将朝廷没钱了，直接等同于大明没钱了，认为明末穷得叮当响，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认识。朝廷没钱，民间有的是钱，朝廷拿不出白银，民间有的是白银，哎，就是不给你朝廷用……        甚至有人直言：明亡，亡在白银不足。        这其中有很深的经济规律问题，粗浅地来说：        白银紧俏，价值升高，形成银贵物贱的格局。        商业活动与一条鞭法都需要大量白银，征收赋税也折算为白银，现在银贵物贱，原本你家那点地的产出可以兑换一两银子，现在只能兑换二百文，但朝廷还是要一两，所以，你得多卖粮食。        没粮食了？        那是你的事，说好的钱，不能少。卖儿卖女卖自己，看你。        于是，流民成批出现，各地税赋根本就收不上来，朝廷库银锐减，逐渐就没钱了……        没钱，那就加税。        越加税，越没钱，流民越多……        像是一个无法破除的魔咒，形成了一个死结，勒紧了大明国运的的咽喉。        现在，随着朱允炆推行一条鞭法，商业解禁，这个问题开始初漏端倪，有些地方出现了白银慌的问题，毕竟在建文朝，可没有西方大量白银输入。        若不是朱允炆开挖了若干大型银矿与铜矿，根本就无法支撑起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。可大明银矿就这么多，随经济更进一步发展，多少银矿都未必能跟得上市场需要，现在朱允炆没办法去日本、南美洲挖银矿，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，那就是扩大宝钞的影响，让百姓转认宝钞，削减白银在商品流通环节的地位与比例。        但宝钞推行是一码事，流通比例提升又是另一回事，强硬的法令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唯一可行的办法，那就是让商人在朝廷与民间充当中介作用，发挥商人在扩大宝钞中的作用。        如果商人下乡收粮食，与朝廷站在一个位置上，统一使用宝钞，贩卖货物中，全部推行宝钞，当这种现象维持一两年，百姓看清楚了宝钞的稳定与价值后，白银流通自然减少，宝钞占据主流。        只有宝钞占据主导地位，维持与保证宝钞的价值、购买力，大明才可能破除白银短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，无论通胀还是通缩，朝廷都有足够的能力去调节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放任英烈商会壮大，眼看着晋商商会成长，一个个大商业集体的出现，看中的就是商人集体的力量，孤立而分散的商人，很难配合朝廷做这些事，但集体却容易多了。        虽然坐视商人团体壮大，也隐藏着巨大的风险，但相对于白银短缺的危险，事关一条鞭法执行的成败，关系国计民生，朱允炆不得不承受这种风险。        现在商人开始与朝廷讨价还价了，他们看出了自己的力量，这一次张嘴是为了钱，那下一次张嘴，可未必就是纯碎的钱，而是更大的利益。        朱允炆看向夏元吉，夏元吉盘算一番，道：“臣认为可行，但需要加一些约束。”        “夏尚书请将。”        常百业心头一热，只要朝廷答应，那事就好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