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管12月31日她还能仗着在电视台有演出躲开父母的责问，但1月1日可是说什么也躲不过去的。        不得不面对母亲诸如此类的告诫。        “你今年就要三十四岁了，如果还不结婚的话，恐怕四十岁可能才有孩子，年龄大了，一切只会更辛苦。而且拖得越久可能面临的风险就越大……”        又或者是父亲类似的问责。        “你看邻居家的某某，小女儿都上幼儿园了，她和你差不多大呢。真搞不懂，那样一样普通的女孩子，都结婚了。伱怎么还没遇到合适的对象呢？不要眼光太高了，男人最重要的是品性……”        说实在，面对着父亲不高兴的教训，和母亲旁敲侧击唉声叹气，再好的过年心情也会黯淡下去，真是伤不起啊。        过去的几年，往往松本庆子只能以装聋作哑，或是勤快地干活，来过这一关。        她的原则是，你们可以管我，也可以催我，但是你催你的，我听不听是我的事。        但问题是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父母也变得愈来愈唠叨了，越来越爱对这件事较真了。        这就让她的痛苦越来越大。        近年来，她简直要为回家过新年愁死，可不回又不成。        毕竟父女俩平时就很少来往，真能全家三口儿坐在一起相聚的日子，每年也就新年这几天。        松本庆子不愿意背负不孝的罪名，更不忍心让父母伤心，也就只好委屈自己，在煎熬中保持微笑，硬挺着接受精神鞭挞了。        不过今年，情况又有了些新变化。        因为生活里有了宁卫民的出现，松本庆子好像觉得父母的言语也没那么扎心了。        甚至有些话她居然还听进去了，甚至隐约觉着还是有些道理的。        于是她对父母展露的笑容也真诚了许多，态度也不像过去那么敷衍了。        但也是因此，她就越发的想念宁卫民。        从早上开始，总是趁人不留意就去玄关处打电话，希望能得到宁卫民的回复。        而她的焦虑也就从承担父母的催婚压力，转移到了没有宁卫民回应的这件事上。        结果到下午五点左右，总算如愿接到了宁卫民的回电，可没想到的是宁卫民居然还病了。        她根本没做他想，完全是屈从于情感，立刻就担心起来，迫不及待马上要去探视。        因为是过年，她今天穿的是华丽的和服，所以也没有开汽车来，马上就打电话叫了出租车服务。        这之后才去跟父母去告辞。        她找的借口，是有外国演员朋友来东京了。        为了事业，不能不去应酬，见上一面。        然后她连晚饭也没在家吃，只去厨房用食盒带了些吃的东西就出发了。        只留下了瞠目结舌的父母在家面面相觑，好一阵犯嘀咕。        “真是的，怎么晚饭也不吃就走了呢？这孩子连一天都没在家待够呢……”        “还不是因为你把她给宠坏了，从小到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比男人都有主意，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话……”        “怎么能怪我呢？女儿的倔脾气到底像谁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”        “要照你这么说，倒是该怪我喽？”        “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嘛。你一个男人比我一个女人还能唠叨，女儿今天明明是被你的话刺激到了，这才离开的嘛。你想想看，外国人就不过新年了吗？1月1日是国际节日吧？谁会在这样的日子打扰别人?明显是借口呀。”        “哼，这种事儿怎么也能怪在我的头上？何况我又是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你成天唉声叹气，我才多说了几句。要说起来，女儿的婚事明明是该母亲负责的事儿。我倒要问问你，你又为女儿做了些什么？”        “我做的还不够吗？连最近也一直在替女儿找相亲对象呢。怪只怪你的商社没有一个出色的下属……”        “什么？这叫什么话！我的商社可有一百多人呢。没成家的年轻人至少六七十吧？你都看过资料啦？”        “人多有什么用？我只要一个长得不难看，个子不矮，学历不太低，能力不太差的女婿人选，可连一个都没有。不是这儿不好，就是那不足，连我都看不上，怎么去跟庆子说？”        “哎呀，你呀你，哪有你这样挑三拣四的？恐怕全天下的男人也没有合格的啦。”        “胡说